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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明德大使接受《解放日报》专访
2016/04/02

  德国总统高克在华访问期间,中国驻德大使史明德接受了《解放周末》独家专访。全文如下:

  解放周末:您长期在德国学习、工作和生活,前后加起来近30年。您曾这样表述自己的感受,“战后70年来,德国深刻反思历史、勇于承担责任,令我印象深刻。”

  史大使: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仅二战就造成60多个国家9000多万人生灵涂炭,其中,中国的伤亡人数高达3500多万。

  战争同样给德国带来伤害。德国本土最后也沦为战场,战争痕迹遍布大小城市,德累斯顿几乎全城被摧毁,柏林70%以上被夷为平地。1972年我第一次来到柏林时,这座城市仍处于被四国占领的状态。

  作为战争的发动者,德国纳粹既侵略了别国,也把德国人民拖入了灾难的深渊。在德国的土地上是否还会发生战争,不仅是德国人民,也是各国人民思考的问题。战后德国用实际行动反省和承担历史责任,获得了国际社会的信任和尊重,这与日本形成了鲜明的比照。

  解放周末:有哪些具体的事例给您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史大使:除了大家都知道的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的“华沙之跪”,还有很多令人难忘的事情,我印象最深的有这么几件。

  第一件事是关于德国自我反思的。

  去年我应邀参加德国最大的化工企业巴斯夫公司成立150周年庆典活动,德国总理默克尔、前总理科尔以及工商界1000多人与会。默克尔在讲话中历数巴斯夫公司辉煌发展历程的同时,直言不讳地指出,在我们纪念一战爆发100周年和二战结束70周年的时刻,我们也不能忘记历史的另一面,正是德国人在一战中首次使用了巴斯夫公司生产的毒气弹,二战时期集中营屠杀犹太人使用的毒气设备也来自巴斯夫公司。讲到这里,刚刚还充满喜庆的会场气氛顿时变得凝重,来宾的表情变得十分严肃。

  我当时想,如此庆典恐怕只在德国有,这也许正是德意志民族彻底性的写照。德国人正视历史的诚实,铭记教训、改正错误的勇气,令我深为钦佩。

  第二件事是关于德国如何对待纳粹暴行受害者的。

  二战期间,600万犹太人遭纳粹屠杀,成为德国历史上最痛的伤疤。德国统一后,为了纪念这些死难者,在首都柏林市中心标志性建筑勃兰登堡门的旁边,建立了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2711块形同棺木、深灰色水泥石块组成波涛起伏的石林,占地1.9万平方米,非常醒目、震撼。

  当时,关于要不要在市中心建这样一片纪念碑,德国社会曾有过很大的争论,最后全社会形成共识,并由德国政府和联邦议会通过决议决定修建。我还记得在揭幕仪式上,时任联邦议长的蒂尔泽特别提到:“统一的德国必须坦白承认它的历史责任,而且要在首都柏林的市中心公布其历史上的最大罪行,以永远牢记这一切。”

  此外,在德国很多城市的路面上都铺有一块块凸出的黄铜砖,叫作“绊脚石”,这完全是民间发起的纪念纳粹大屠杀受难者的行动,每一块铜砖上镌刻着一位受害者的名字和生卒时间,铜砖所在的地方就是他们被抓进集中营之前的最后住所。

  解放周末:2010年上海世博会,德国馆展出了“绊脚石”,让很多参观者深受触动。

  史大使:展览发起人德国艺术家德姆尼希曾对媒体说:“这是作为国家形象的一部分,让世界了解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如今,5万多块“绊脚石”遍布德国800多个城市,并扩展到欧洲15个国家。

  同时,德国战后对犹太人的经济赔偿和补偿也没有停过,政府还积极协调那些使用过战争强制劳工的德国公司向受害者进行赔偿。

  第三件事是关于德国如何对待曾经兵戎相见的国家的。二战期间,苏联红军为结束二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了纪念战争中牺牲的苏联红军士兵,在德国有4000多处苏军纪念碑和陵墓。两德统一后不久,德俄两国签订条约,规定德国有义务、有责任保护这些纪念场所,德国政府至今在修缮、维护这些纪念地。去年,高克总统专门到北威州的一个苏军战俘营参加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活动,他在演讲中明确表示:“纪念活动是为了反思德国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之一,几百万苏联红军在德国战俘营中死亡,或是病死,或是饿死,或是被杀。”

  国家元首到战俘营旧址参加纪念活动,以及战后历届政府领导人均坚持承认二战中苏军战俘遭到德军迫害的事实并进行谢罪,这为德国反思战争罪行又树立了一个典范。

  就像德国历史学家温克勒在德国议会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发表的讲话中所说,对历史的反思必须包括正视过去黑暗一面的意愿。对历史的反思不仅是政治家的任务,也是每一个德国人的责任。德国对自身历史的讨论没有结束,也永远不会结束。

  解放周末:就您的观察,德国政府和人民对历史的认识经历了怎样一个变化的过程?

  史大使:德国对自身历史的反思之路并不平坦,而是经历了几代人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第一个阶段,动力主要是外来的。

  二战后的1945年到1949年,德国处在盟国的军事管制之下,为了防止德国重走战争老路,盟国管制委员会将德国国家体制变成联邦制,推行“非纳粹化”政策,担任纳粹支部书记以上职务的人不得被录用为国家公务员,也不得在公司任职,以确保国家政权掌握在民主人士手里。就连很多中国人熟悉的约翰·拉贝,也被牵连其中。他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了20多万中国人,在中国成为“辛德勒”式的英雄人物,但因为他当时是纳粹在南京支部的代理书记,也被列入纳粹分子名单,战后不被允许在西门子工作,以致生活穷困潦倒。至今,柏林市政府仍不承认拉贝是该市的历史名人。

  第二个阶段,动力主要来自内部。

  1949年,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分别成立。建国之初,作为社会主体的第一代人由于都亲历过战争和罪恶,虽普遍有负罪感,但大都避免谈及这个沉重的话题,多数人选择“集体沉默”。随着新一代成长,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出现了反思历史的呼声,年轻一代开始对纳粹历史进行追问与探究,上世纪60年代初长达20个月的奥斯维辛审判在德国社会引发大辩论。随着纳粹罪行逐渐被披露,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谴责纳粹,呼吁反思历史,承担罪责。勃兰特的“华沙之跪”可以说是第二代人对历史认知的标志,具有极大的政治象征意义,同时也代表着反思历史已成为德国的共识。

  解放周末:这种反思是如何被传导到整个国家,形成一种民族共识的?并如何将反思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

  史大使:德国政治、法律、教育、文化、民间等各个层面,都自觉将反思历史作为不能回避的政治及道义责任,并逐步将其制度化、法制化。

  政府层面,德国历届政府领导人不分党派,都代表德国人民进行了反思、道歉和忏悔。比如1990年德国政府发布官方道歉文告。默克尔总理也表示德国对纳粹罪行“永久承担”。

  法律方面,1994年德国联邦议会通过的《反纳粹与反刑事犯罪法》严禁宣扬纳粹和种族仇恨,重罚新纳粹分子,严防新纳粹主义抬头。

  教育方面,德国学校的历史教育中,二战及纳粹历史相关的课程一直贯穿小学至高中,对年轻一代历史责任意识的培养历来是很重要的工作。

  文化方面,很多艺术家、作家通过展览、著书立说、拍摄关于大屠杀幸存者纪录片等影视作品讲述那段历史。

  民间层面,各类基金会及民间机构推动进行历史反思,资助相关研究项目,举办纪念活动。虽然德国迄今新纳粹和极右势力不时抬头,但在社会上影响有限,难以形成大气候。

  现在的德国战后第三代人,虽然没有亲历过战争,但在这些年来社会氛围的影响和教育下,反省纳粹历史的意识已得到巩固和传承,反思历史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也成了德国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当前欧洲面临“难民问题”,德国倡导“欢迎文化”,接受那么多难民,某种程度也是其反思历史的结果。

  解放周末:前一段时间,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被禁70年后再度在德出版,引起了巨大争议。

  史大使:因为版权到期,法律上已无法阻止此书再版。

  面对这一局面,德国政府未雨绸缪,一是及时认定出版原版《我的奋斗》违法,二是由巴伐利亚州的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推出“注释版”《我的奋斗》,对原书逐字逐页进行批判。原书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而“注释版”有2000多页,3500多条注释。这种做法大家觉得都能够接受,很多学校表示要将“注释版”作为历史教材。

  此举没有被看作在为纳粹声张,而是被视为正确认识和批评纳粹思想。我觉得很少有国家能做到这样。

  解放周末:与德国相比,同样犯下罪行的日本却一直在回避、否认,甚至涂抹历史。为何对待同一段历史,两国态度有天壤之别?

  史大使:德国战后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最终做到全民族对历史进行反思,其中外部力量只是条件和推动力,内部自省才是根本。

  同样作为二战发起国和战败国,日本战后对待历史的态度迥异,其根本原因是,日本正视历史既没有外部压力,也没有内部动因。甚至,内外两个因素在起反作用。外部原因是美国的双重标准。我之前说过,二战结束后,德国被四国盟军占领,接受军事管制,对纳粹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清算。而在亚洲,美国出于遏制中国的战略考虑,没有占领日本本土,而是保留了天皇制度;没有实行“非纳粹化”举措,对战犯审判也很不彻底,导致不少日本法西斯分子战后仍被录用并长期把持政权。

  战后日本虽也有一些反思,但没有深刻的社会共识和认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发展,否认历史、篡改教科书成为常态。政府领导人不是否认历史,就是态度模糊,还经常参拜靖国神社。

  解放周末:德日不同的态度导致了怎样不同的结果?又将会对未来造成怎样的影响?国际社会是如何评价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态度的?

  史大使:正因为敢于正视历史,勇于承担责任,德国获得了国际社会特别是邻国的理解和尊重,从战败国成为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才有了后来的法德和解,才有了欧洲战后的和平与一体化进程。

  日本则对历史采取了错误的态度,使国际社会担忧日本军国主义复苏,重蹈历史覆辙。二战结束70年后,这个问题仍然并将继续困扰日本的对外关系。

  敦促日本妥善处理历史问题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呼声。我清晰地记得,时任德国外长的费舍尔访问东京时,参观靖国神社的游就馆。他看到一张日本进攻南京城的照片,上面写着“日本胜利进军南京”。费舍尔当即指出,日本在南京进行了大屠杀,怎么能说胜利进军呢?他后来到北京见到我,和我讲了这件事,并再次强调日本应该反省历史。

  时至今日,日本有的政客仍在参拜靖国神社,每次都会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默克尔总理曾说,“德国必须正视历史,确保未来能成为值得信赖的伙伴。”我想,这也是国际社会尤其是邻国对日本的最基本要求。

  解放周末:正视与反思历史对每个民族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如何建立、培植起这种反思精神?

  史大使: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才能明白未来的道路和方向在哪里。

  如何建立反思精神,我想首先要有尊重历史以及完整认知自身过去的意愿。同时需要一代代人的传承,以学修身,明辨历史,其传递的不仅是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思考能力与历史责任感。历史不断远去,越来越多的战争亲历者已经离世,当代年轻人与历史直接对话的机会越来越少,如何才能让反思历史的精神代代相传,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每个民族和国家思考。

  解放周末:您最近颇为罕见地为一本《德意志之魂》的书作序。您在序言中写道:“民族之魂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积淀和精神基因,溶化于这个民族每一个人的血液之中。”

  史大使:因为我认为民族之魂是非常重要的,决定了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正是因为有了德意志之魂的存在,德意志民族才能够从战争的废墟中获得重生,创造战后经济奇迹,实现民族的再次统一,重新赢得欧洲和世界人民的尊重。

  解放周末:您在序言中还提到了20年前您和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关于中华文明精髓的一段谈话。您说施密特当时担心中国经济发展了,却失去了自己民族和文化的精神支柱。

  史大使:施密特先生生前是一位广受国际社会尊重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作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德国总理,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德关系的开拓者和推动者,对中国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和睿智的理解,没有哪位西方政治家像他那样毕生关注中国,深刻思考中国。

  20年前的那次谈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如火如荼,施密特先生钦佩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同时也开始更为深入的探究,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发展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随后20多年里,他的研究和思考从未中断。2014年,他在一本新著中写道:“古代希腊、波斯、埃及以及印加等古老文明早已消亡,而中国文化延续了数千年,至今仍然保持着生命力。毫无疑问,中国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共存。”显然,对20年前的疑问,他已经自己找到了答案。

  解放周末:那究竟什么是支撑和促进五千年中华文明存续至今的内在动力?

  史大使:这个正是我当年与施密特先生讨论最多的问题,遗憾的是,老先生已经与世长辞,我们再也不能促膝长谈了。在施密特先生的葬礼上,对着他的遗容,我仍在想着我们探讨的这个问题。一位西方的政治家都在思考和探索中华文明的精髓和动力,难道我们自己不应更有紧迫感去追寻答案吗?但说实话,我至今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我翻阅了不少相关书籍,也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论述。每当我看到祖国蒸蒸日上、经济成就举世瞩目、文化繁荣发展时,我想,这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动力使然;但当我看到社会上出现一些缺乏诚信、突破道德底线的现象时,我又想,这或许说明我们对中华文明的精髓理解和传承得还不够吧?

  民族精神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概念或口号,更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期发展中所孕育而成的精神状态。习近平主席两年前访德,期间在与汉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现在我们走向了一个新的历史交叉口,中国向何处去?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有明确的目标,但是我们要找到正确答案的钥匙,还在于对中国文化的最基本的理解和认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从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中汲取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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