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郗士认为中国寻求和平崛起符合现实需要但面临挑战
2011/06/30

  中国和平崛起理论的构建十分巧妙。中国确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发展,同时它必须表现出强大而非弱小,这样才能预先遏制任何方面的挑衅和挑战。中国最应做的是维护中国乃至世界的贸易投资环境。这种做法的长处在于其对任何意识形态都“无动于衷”,是一种实用主义,受中国自身利益驱使;弱点则是中国利益可能与其他国家利益冲突,进而无法以一种“高尚”的价值观帮助不同国家超越分歧,找到更高的共同点。

  【本刊讯】香港亚洲时报在线4月12日发表意大利《新闻报》专栏作家郗士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寄希望于给和平一个机会》,摘要如下:

  中国最近为了向世界证明其扩军的合理性所做的努力———即那份有关人民解放军的白皮书———在军队的新政策和任务上着墨很多,但是未能解释不断增加的军费将会用于何处。

  3月31日的这份白皮书也没有为中国的大战略提出一个框架。

  谋求和平崛起

  真正的问题是中国是否觉得有必要置和平崛起的承诺于不顾,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什么样的情况会触怒中国,使之行为强硬?台湾单方面宣布独立会不会打破平衡?我们怎样才能相信中国真的是要和平崛起呢?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从未打过一场领土扩张的战争。事实上,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所参与的战争都是为了反抗敌人试图肢解中国的企图。中国打过的最后一场边境战争是20世纪70年代初同苏联。在上一场军事冲突———1988年反击越南的几艘沿海巡逻艇———中,只有几十个人参与,不久便在一系列外交斡旋后结束。

  事实上,与其他大国崛起不同,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来试图保持近10%的年增长率,既没有爆发战争,在国内和国际也没有大的冲突。换句话说,中国的发展多亏了和平的环境。这确保了有利于发展商业的环境,更为重要的是没有把大量的钱浪费在战争或者发展军备计划上,因为这些会占用本可以产生实际效果的投资。

  过去30年也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170年间最和平的时期。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中国先后与英国、法国、日本、俄罗斯爆发战争,直到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屈辱地败在外国列强手下。这是清王朝覆灭的导火索,后来便很快衰败,爆发了长期的内战,后来就是日本的侵略。

  过去30年来,只发生过一次激烈的冲突(1988年击退越南的船只),过去那种暴力的群众运动已经减弱了很多。事实上,暴力程度越低,发展就越快、越稳定。过去30年来学到的经验就是中国的发展只能通过和平,不能通过战争。

  因此,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绝对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发展。没有和平,中国的发展就会受到威胁,过去30年来取得的成就可能轻而易举地失去。中国完全清楚一连串小的和严重的失误可能很容易损害和破坏国家的地位和财富。

  1840年中国清王朝的GDP占全球的1/3强;19世纪70、80年代,中国的财富比美国多50%以上。然而,过了约60年,由于中国拒绝参与同欧洲列强的贸易,与外国产生一连串误会并且爆发了大规模的国内起义,这些都使中国贫穷了许多。

  中国的GDP目前仍然(今后很多年仍将)不到世界的10%,而这一数据在未来的很多年里将成为衡量中国对于保持一个和平环境、避免战争和对抗的意愿的尺度。另外,10多年来,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债权人,中国外汇储备的约70%是美元。因此,中国也在为其理论上的主要敌人———美国的军队———提供着资金。

  不过,我们要明白中国并无意用这样的话来介绍自己的论点。如果中国说“我们迫切需要和平”,那么这么说只能招来恐吓,考虑到中国过去170年来的历史,恐吓恰恰是中国最害怕的。中国必须表现出强大而不是弱小,这样才能预先遏制任何人的挑衅和挑战。因此,和平崛起理论的构建是很巧妙的。中国承诺不侵略他国,因此中国并不承认中国需要和平的环境,中国没有给别国的挑衅留下空子钻。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和平是发展的惟一保证。

  中国需要一支足够强大到能够确保赢得一场有限战争的军队,或者最好是一支足以不用一枪一弹就能规避潜在敌人的军队。事实上,对于中国来说,通向战争的每一条路都是危险的。因此,中国正在行走在一条危险的钢丝上。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强大,这根钢丝可能变得越来越粗、越来越稳固,但是钢丝仍旧是钢丝。

  和平崛起的外部威胁

  不过,中国的问题还不能只看国内。大量问题来自于外部,因为中国的崛起引起外国大大小小的担心。

  在这些小的担心中,美国人把中国看作是第二波“黄祸”的到来。20世纪80年代,当美国认为日本可能不久就会接管美国时,美国就这样担心过。美国的工人看到随着投资流向中国,工作岗位也从美国“转移到”中国。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通过购买美国的债券使美国幸免于陷入经济困境。

  硬币还有阴暗的一面,也就是狄更斯笔下那个工业发展早期的老吝啬鬼的形象。中国不仅偷走工作,造成普通老百姓失业,另一方面还是一个吝啬的金融家,给美国人无节制的举债提供着资金,也许等待着有朝一日算总账。

  不过这些都是小的担心,不论情况有多么迫切。这些看法可以轻而易举地应对和解决。毕竟,吝啬鬼也有温柔的一面,正如所有孩子在读查尔斯·狄更斯的经典之作《圣诞颂歌》时所读到的那样。

  另外,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今天的中国不是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工作岗位的转移并不仅限于到中国。这是一个复杂的全球现象。工作岗位也转移到了墨西哥、孟加拉、非洲等地方。至于说债务,中国给美国提供资金。但是这正是因为美国人花得多、存得少。另外,既然中国人的手中有这么大一笔债,问题也就不光是作为债务人的美国的了。作为债权国的中国也面临着问题。

  不过实际上,这个吝啬鬼的实力会越来越大,因为在这个吝啬鬼的背后有四个更大的问题,我们现在依次简要概述一下:

  中国的规模和人口

  从地理上说,中国是世界上的大国之一,而且中国还是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的人口正逐步接近,几十年后将超过中国。即使现在,整个印度次大陆———也就是过去英国人统治下的印度帝国———有15亿人口,已经超过了人口尚不足14亿的中国。

  然而,印度的人口在很多方面都是对立的。有宗教的对立(印度教徒或穆斯林,这是次大陆上最大的两个宗教),种族语言的对立(北部的印欧语系和南部的德拉威语系),还有“民族的”对立,这还不算国内十几种官方语言把印度分割得支离破碎。因此,印度有着千千万万的不同之处。

  相反,中国看上去很统一:大约95%的人口都称自己“汉族”,这也是中国最大的种族。有着同一种语言和同一种文化的中国是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人口聚居区,这里的人们有着共同的起源、信仰和命运。他们的总数超过了世界总人口的20%———数量庞大、凝聚力强,足以统治全世界。

  发展速度

  过去30年来中国一直保持着近10%的年平均增长率,每8年经济总量翻一番,因此目前的经济规模是1978年改革开始时的16倍。照这个速度,从现在算起20年后,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中国的GDP占世界的30%强,为了再次达到这一比例,中国可能需要花上约60年的时间。但是要想使人均GDP达到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可能要继续以这么高的速度发展一个世纪。

  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中国人在世界各地做生意,开餐馆和企业。这与19世纪相比,情况完全不同。

  这些预测到底意味着会给全球政治经济带来多大的变化,这的确是件伤脑筋和无法估计的事情。我们惟一能够肯定的是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变化将远远超过1492年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所带来的变化。对于西方特别是欧洲来说,这必定标志着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的终结,类似于罗马帝国的终结一样。

  几十年后,中国可能成为推动全亚洲发展的经济体,一个有着全世界60%人口的大陆将成为世界的中心。而这本身就可以推动中国的发展,使得人均GDP达到西方的标准,总的GDP占到全球的一半。二战结束后,美国占全球GDP的一半以上,那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被战争破坏得满目疮痍。

  是的,中国不发一枪一弹就可以实现集世界一半财富于一手。但是对于那些不把中国看作是“自己人”的国家来说,他们只会相信那些称“我们不会鲁莽行事”的中国人。虽然我们认为中国无意鲁莽行事,但是这句话本身是无法解释今后出现的众多未知变量的。

  对不同文明的担心

  从西方的角度来说,差异性最大的莫过于中华文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后来很快与希腊文明融合,启迪并形成罗马的传统。印度文明虽然保持着很远的距离,但是自从亚历山大大帝以来,它与西方开始有了联系。

  由于闭关锁国,中国不同于其他文明。最早的大规模外来影响来自于1世纪从印度传入的佛教。佛教只向东传播,没有向西,后来在印度次大陆上几乎销声匿迹,但在中国改换外衣,蓬勃发展起来,因此使得中国与西方更加格格不入。

  中国节奏单调的语言、文字、缺少西方意义上的宗教、缺少众神体系、甚至使用筷子的习惯更加深了中国的不同性。对于欧洲人及其后裔来说,中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地球上最接近火星人的人。

  另外,与其他文明不同———如哥伦布之前那些非洲的文明在枪炮和十字军的铁蹄下遭到毁灭,中国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的文明,难以压制。

  不过,中华文明以及承载文明的汉语对于外国人来说是很难学习的。西方的儿童只需要6天时间就能通过字母掌握读写的基础。而同样的事情中国儿童则需要6年———中国整个小学基本上就只能教会读写的基础。

  一个变得如此重要但又如此不同的国家自然会让所有不是中国人的人害怕。

  除了所有这些不同之外,还有一个担心常常被提出来———那就是不同的政治制度、共产主义的国家和党派。对一个不民主的国家的担心是非同小可的。

  西方在几乎一个世纪里在国内外与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作斗争。

  在中国融合到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仍将保留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种种特性。

  中国已经努力变得更加透明,但与西方的标准还有很大差距。

  缺乏透明以及两种政治制度的截然不同是导致外界担心的一个原因。在这种制度下,中国人的意图是很难猜测的,而西方的意图则基本上是公开的,任何决策都要经过一系列公开辩论、授权和媒体报道,所以早在政策实施以前,意图就基本上很明显了。

  这种不同既是战略性的也是实际存在的:如果中国的意图不明朗,长期的议题不清楚,那么你如何与中国打交道?这一点是重要的,在重要性方面要排在施加压力以实现民主、需要有一个反对派等因素之前。实际上,这是美国呼吁中国实现民主化背后的真正战略动机。中国有可能受到民族主义的诱惑,但一个民主的中国要比一个封闭的、神秘的中国更容易判断和打交道。

  可以改变的和不可以改变的

  北京可以改变的事情和不可以改变的事情有很多。北京可以努力使其文明变得更加“西方化”,还可以改变官方的习惯,推广英语的使用,鼓励学习外语和外国文化,但是认为中国就此就不再是“中国”了的想法是愚蠢的。假如发生这种事,这将是世界文明的一个巨大损失。中国可以学习不同的文化,但是不应该忘掉自己的文化。

  不过中国正试图减少自己的人口规模。40年的生育控制政策使得中国人口比预期减少了4亿。为了积累有助于进一步发展的财富而做出的牺牲是巨大的。

  现在,由于面对未富先老的问题,北京正在改变过去的政策。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中国人口能够像施了魔法一样大幅度减少。相反,中国的人口可能仍将缓慢增长,最后稳定在一个巨大的数字上。

  同样,我们也不能认为中国将放慢其发展速度。数百万人希望达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国人才能达到的财富水平。在考虑社会压力带来的政治问题、贫富阶级斗争的危险以及扩大国内市场的经济需求之前,中国必须继续高速度的发展,只有这样做才可以尽快提高尽可能多的人的财富。

  因此,中国经济发展不大可能减速。中国人的创业精神一旦完全得到释放,就很难轻易被政府的政策所阻挡。

  毛泽东时代以后的中国越来越相信精心维持现状———不论现状是什么———最有助于提供一个和平的环境,给予中国发展所必须的一个贸易和经济发展氛围。

  因此,中国最应该做的不是强调什么价值观或信仰什么颜色,而是维护中国乃至世界的贸易投资环境。这种观点的长处在于它对任何意识形态都无动于衷,它是一种实用主义,受到中国自身利益的驱使。

  它的弱点也是一样的:中国的自身利益可能与其他人的利益冲突,无法以一种高尚的道德哲学价值观,帮助不同国家超越分歧,找到一个更高的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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