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正在监狱服刑的中国活动分子刘晓波，俨然成了一桩国际大事，但实际上是一个悲伤的矛盾事件，其中没有真正的赢家，反而在最需要理解和澄清的时候平添猜疑和困惑。

　　诺贝尔奖评审会主席亚格兰意识到围绕和平奖最终结果的种种暧昧，反复宣称委员会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不过我反倒想起瑞典著名学府乌普萨拉大学门口镌刻的箴言：“自由思考善哉，正确思考善莫大焉。”5人诺贝尔评审委员会固然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却做出了适得其反的选择，原因有五点：

　　第一，委员会的决定扭曲了中国现实，不负责任地歪曲了中国复兴这一当代意义最深刻的事件。委员会把和平奖颁给刘晓波，是把刘晓波看作冯·奥西茨基、卢图利、萨哈罗夫、昂山素季一般的人物，也就是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跟纳粹德国、搞种族隔离的南非、前苏联以及缅甸军政府相提并论。如此的谬误使本来深受尊敬的诺贝尔评审会失信于天下。

　　第二，委员会忽视了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性，以为人均GDP仅3700美元、人口近14亿的发展中国家可以一下子完全采用发达国家的社会政治标准，而不会影响实体发展。“实事求是”就是改革开放和国家控制相结合，将中国从赤贫中解放出来。超级富裕的挪威人口不到500万，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相对安全，国情与中国截然不同。委员会应当理解中国的独特条件和复杂性。西方历史也证明，阐述政治理想容易，实施则需要时间。

　　第三，此次诺贝尔奖评审会做出了一个可解释为“政治化”和反对中国的决定。从某种意义上说，该决定令人遗憾地重启了不必要的意识形态对抗。

　　第四，诺贝尔的遗愿是表彰那些“为不同国家之间亲善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可2010年和平奖却在需要建设和谐、促成合力之际，在中国和西方之间制造分歧、误解和混乱。委员会认为光谈谈国际条约规定的抽象准则有助于促进中西融合，但其决定没有把普适价值同现实存在的发展程度差异结合起来平衡考量。

　　第五，考虑到中国过去200年的历史及其对西方帝国主义的记忆，委员会的决定只能起反作用。反对深化改革的保守力量总是抓住机会反对外国公开直接干涉中国内政。

　　我反对委员会的决定是因为我坚信必要的渐进性改良只有在中国内部才能负责任地得到设计酝酿。而考虑到中国的客观现实，这种改良只能发自中国共产党党内。

　　事实上，中国的政治转型已经启动，而且日益占据中共内部讨论的核心地位。8月，温家宝总理出席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纪念活动时表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他随后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言论自由对任何国家都不可或缺。人民的对民主自由的希望和诉求不可。”

　　这场持续的和平奖大戏也影响着世界舆论对北京的看法。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不仅打击了中国改善形象的努力，而且反映出目前中国相对薄弱的软实力。

　　我们希望诺贝尔和平奖在不久的将来能向世界展现更准确的中国复兴面貌，感应出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发展引擎、作为稳定支柱和智慧来源的形象。尽管委员会作出了不明智的决定，对话还要继续。▲（作者：【法】高大伟（David Gosset），是中欧论坛创始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中欧文苑主任、教授。本文由甄翔翻译。）